为庆祝湖北师范大学建校五十周年，营造浓郁的学术气氛，2023年11月10日下午，文学院文艺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联合举办了研究生学术报告会。出席报告会的有李有光、王守雪、王再兴、王成、杨文军等五位导师以及两个专业、三个年级的研究生同学。
活动正式开始之前，李有光强调了研究生学术交流活动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样的活动能够展示各人平时的学术积累，可以让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达到相互启发、共同提高的效果。杨文军则说明了活动的规则：两个专业的同学交替发言，每名同学发言时间不超过20分钟，五位导师逐一作点评。
第一位作报告的同学是来自文艺学专业的胡金怡，其发言题目是《严羽“妙悟”说与王夫之“现量”说异同探微》。她认为，严羽的“妙悟”说和王夫之的“现量”说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与启发，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但是因为所处时代与个人选择的差异，使得他们对于诗歌创作有不同的理解。严羽提倡应当从优秀的作品进行学习，多阅读积累，自然悟入，同时推崇具有“兴趣”、“气象”等韵味的诗歌作品，这既是对以往诗歌风貌的继承，也是对江西诗派日渐困窘的做诗风貌的反叛；王夫之不排斥艺术性，但同时也强调见真景写真情，具有现实主义因素，是对于亡国危机下文坛诗歌风貌的一种回应与继承。将这两种诗论进行对比，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各自的内涵，也得以使我们一窥这两位诗论家对时代和生活的思考。
第二位是来自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程玉，其发言题目是《五四“劳工神圣”思潮与鲁迅<一件小事>的创作》。她认为，鲁迅《一件小事》的创作与五四“劳工神圣”的思潮直接相关。受“劳工神圣”思潮的影响，五四作家、诗人们“一窝蜂”地开始创作“人力车夫”题材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鲁迅的《一件小事》是比较独特的一部。在处理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关系时，鲁迅采用了一种仰视的视角，歌颂了劳动者真挚善良的高尚品格，鞭挞了知识分子的自私渺小。这反映了五四以来劳动者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知识分子政治地位的相对降低，是后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远因。
第三位是来自文艺学的曾智慧，其发言题目是《<二十四诗品·纤秾>的审美意蕴——以王维诗歌为例》。她认为，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用二十四首诗对唐代诗歌的各种美学特征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构建起了唐代诗学独特的审美范式。“纤秾”是中国传统文论中一种重要的审美范畴，指的是相对精细和明艳的审美境界，王维的诗歌实践反映了“纤秾”这一境界。王维作为唐朝的杰出诗人代表，有着极高的美学造诣，而他的审美经验离不开整个唐朝的审美品味。通过王维的诗歌创作实践来分析“纤秾”的审美意蕴，是把握盛唐审美文化的重要途径。
第四位是来自现当代文学的温瑞鑫，其发言题目是《短视频时代的鲁迅形象：多元解读背后的集体误读与意义缺场》。她认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重要研究对象，对鲁迅进行研究、接受和塑造的过程，也是将其作为一种符号进行建构的过程。当前短视频成为了最大的信息传播载体之一，在这个新的传播载体中，鲁迅的形象被进行了多元的建构，主要包括：被世俗化的鲁迅、被语录化的鲁迅、影视再剪辑中的鲁迅和作为二次元“顶流”的鲁迅。在多元解读背后，存在相当程度的集体误读与意义缺场。此时，澄清“网红鲁迅”与真实鲁迅之间的区别，探索鲁迅的精神本质，寻求鲁迅的当代价值，就成为了不可缺失的途径。
第五位是来自文艺学的闫雨雨，其发言题目是《数字媒介语境下公共阐释的新挑战和新可能——以鲁迅作品和形象的新媒介表达为例》。她认为，数字媒介语境下的鲁迅作品和鲁迅形象体现出娱乐化和日常化的特点。这样的鲁迅凝聚着网络时代的文化想象，也折射着当下的社会生态，为我们观察文学经典以及公共阐释与新媒介的碰撞融合提供了典型个案。新媒介表达在区别于以往研究和阐释的成果的同时开辟了新的阐释场域，开启了新的价值评判维度，而且在阐释方式和阐释内容上都对当代文艺阐释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看到经典的当代价值和其存在的必要性，也要在当下意识的作用下深刻认识时代化的重要性，并切实地利用数字媒介对网络上的个体阐释做出合适的引导，使其更好地向公共阐释发展。
第六位是来自现当代文学的刘佳慧，其发言题目是《从网络民粹主义角度看大众审美趣味的异化——以余秀华现象为例》。她认为，自互联网时代以来，网络民粹主义就借助着网络的便利渠道逐渐壮大，利用引发大众共鸣来逐渐占据话语中心地位，引导民众对权威话语进行解构，同时对自身审美趣味进行自我重塑。余秀华现象的发生是因为正好迎合了网络民粹主义的需求，网络民粹主义利用余秀华的悲惨身世和不幸遭遇唤起大众的道德感召力，从而使大众对精英文化产生排斥心理，审美趣味也由此以世俗和平庸作为标准。久而久之真正具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会变得无人问津，主流审美也因此发生转向。
第七位是来自文艺学的陈慧慧，其发言题目是《浅析王国维的“想象说”》。她认为，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解读屈原文学的美学精神时，将“想象”作为关键词，以此来概括屈骚的美学特点和文学特征，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神思”、“妙悟”等，是一种自觉能动的创造性思维。王国维突出“想象”是为了革新传统的屈骚批评，突破儒家“知人论世”等批评方法。以“想象”一词为中心，将西方的批评概念如“欧穆亚”等与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相结合，来解读屈原的文学作品，能够从而挖掘其中的美学价值，寻找中西批评的契合点，为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型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第八位是来自现当代文学的任浩，其发言题目是《解放区文学中的家庭伦理书写——以丁玲的<夜>为例》。她认为，写于1941年的《夜》寄寓了丁玲对于革命与家庭关系的深入思考，小说描绘出农民革命者何华明家庭婚姻不堪的现状以及情感困境的图景，揭示出前期延安家庭书写的复杂性。这一复杂性的表现，一方面在于何华明身上多重身份的矛盾纠葛，即作为革命干部的身份与农民身份、丈夫的伦理身份之间的冲突，造成个人处于新旧伦理的夹缝中。另一方面凸显为当革命政权介入到家庭内部时，何华明妻子的家庭诉求被不同于乡土日常伦理运作规则的革命话语所遮蔽甚至曲解，进而引发“未被解放”的妇女生存命运的思考。
最后三位作报告的同学均来自文艺学专业，分别是方珂、罗心宇和李婉儒。方珂的发言题目是《论苏轼、朱熹庐山诗审美意蕴的歧义》，她认为，中国的古代诗人在创作关于庐山的山水诗时，虽然没有生态美学意识，但总能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流露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宋代两位大诗人苏轼和朱熹庐山诗不同的审美意蕴，正表现了中国古代诗人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两种不同的视角。苏轼主张顺应，朱熹则强调节制，不管采取哪种态度都是有可取之处的，对于当下的生态美学学科、对于当今生态文明建设以及21世纪的我们来说，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罗心宇的发言题目是《“述而不作”论域下独断阐释和以心说心的异质同构》，她认为，就“述而不作”的本体论意义而言，始终还是落在经学阐释的视域下，“述而不作”作为一个理论背景，在阐释学意义下的独断阐释和以心会心作为两种通往经学的“道”的阐释路径，前者的“道”是指学理意义上的知识性的内容，偏向客观性，而后者的“道”更多的是个体主体意义上的生命精神，偏向主观性。前者是在六经元典的学理基础上，以深厚的经典考据来抉发六经原典的确切含义，后者则在心心相印的心理基础上来完成文学接受的一环，强调通过心理共鸣达到对“道”的契合。两种阐释方式在对对经义进行挖掘时都具有独特的意义建构过程和理论视野，在“述而不作”的理论背景下，两种截然不同的阐释方式在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下、阐释立场的互补中和对原意的追求上，共同完成了对经义价值阐释的异质同构，对于展现“述而不作”的阐释张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李婉儒的发言题目是《论胡适“不用典”的诗学构想》，她认为，胡适于文学革命期间倡导的“不用典”作为他新诗构想的重要内容，并非如字面意思般弃绝所有的典故，而是针对诗歌创作谱系中“重形式而去内容”的痛斥。其真正用意是为可以容纳复杂多样的现实经验的初创期的新诗腾挪出诗美空间。胡适的“不用典”恰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跨越时空并有生发意义能力的典故的辩护，这同他早年提出的“诗贵有真”、可表情达意的诗学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对于每一位同学的报告，导师们都认真倾听，并从选题、思路、理论视角、研究方法、语言表述等方面给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李有光作了总结，他说：今天的报告会时间很长，从下午三点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大家可能都很疲惫，但从效果来看是非常成功的，两个专业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方法碰撞出了火花，这就是学术交流的意义所在。
（通讯员：江越凡）